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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院长聘用一流的人才,二流的院长找三流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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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达人

  1945年4月生,浙江香山,数学教授。他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后来留校任教。 1985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南卡罗来纳大学。他曾任浙江大学教务处主任和副教务长。 1992年至1998年,任浙江大学副校长。 1998年11月,他被调到中山大学执行副校长。 1999年8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陈志文:您于1999年成为中山大学校长。正是在同一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大扩张”。您怎么看待今年的大规模扩张?

黄达仁:当我们评估大规模的扩张时,我们必须看看当时高等教育应该解决的问题。当时,高等教育的主要需求是提高毛入学率和劳动力的教育水平。

有些人现在说毛入学率有所上升,但质量却有所下降。我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有必要对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但不要忘记当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群众对高等教育的要求。

陈志文: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实现40%的毛入学率,现在达到了48.1%。

黄大仁: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首先,根据当时的背景,任何政策都是上演和历史性的。

陈志文:大学扩建对中山大学的影响有多大?

黄大仁:当时,广东省向中大提供了一项任务。据省政府介绍,广东省教育资源不足,要求我们扩大招生规模。我们最初每年招募5000人,该省要求扩充3000人。

我一直相信香港中文大学会进行精英教育,这是香港中文大学自己的学校。但是,要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中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扩大招生规模。与此同时,学校还必须扩大新学科发展的空间。因此,学区也应该扩大。珠海校区的土地是由我的前任王其璋获得的,我接手了。在那之后,我把他正在寻找的土地放下。真正的功劳是我的前任。

我一直非常感谢与我共事的两位党委书记。李延宝书记说,有必要让珠海校区成为原中大,而不是分校。继承和发扬珠海校区中大学的文化是必要的。实际上,他周末去了珠海,而党委书记不仅指出了方向,还练习了。

陈志文: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建设可以说是符合当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

黄达仁:我们当时正在经营一个新校区,这符合国家政策。

陈志文:你在经营多校区学校时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黄大仁:多校区学校不是我们的选择,更不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校园。从校长的角度来看,我当然更愿意专注于一个校园,但旧校园的文化保护建筑不能移动,旁边没有扩展空间。因此,我们不打算在多个校区开办学校,但必须要做的事情。

一方面,多校区学校的运营成本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学科的划分和布局已成为多校区学校运作中的一个主要矛盾。那时,我有个主意。我认为背后的人总是比我们聪明。许多事情暂时无法看到。首先是过渡,留给后面的人。另一个想法是我们的入学人数是否会一直保持在八千。这是首要考虑因素。

此外,短期内仍然难以对学科发展计划作出明确的判断。我们当时的方法是经营几所类似于原有的大学,让旧学院带来新的大学,主要是为了解决招生扩招的问题。

例如,我们的岭南学院非常好,主要是基于经济学。我们在珠海设有一所国际商学院。我们有一所外语学校,我们在珠海设有翻译学校。还有地理学院,该学院经营着旅游学院。最初,母校的院长曾经是新学院的院长,因此教师可以部署,母校也可以支持。我认为这对新学院来说非常重要。当时,决定临床医学没有扩大,精英教育的规模得以维持。

建立新学院的目的是消化大量的扩展。如果将来要降低招生规模,调整起来会非常简单。如果你想布置一门新学科。关掉这样一所大学可以腾出空间和资源。学校没有给这些新学院提供学科建设的任务,因此学科布局的变化非常小。新学院主要是教学,学科建设由母校协调。

几年后,发现国际商学院,翻译学校和旅游学院的学生入学率并不比总部差,就业也很好。意外的结果是旅游学院的学科排名进入了QS世界排名的前十名。

陈志文:珠海校区的建设增加了学生的能力,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教师。你当时做了什么?

黄达仁:老师主要由院长解决。学校给他们教学政策,有多少学生,多少钱给你。这些资金是为院长打包的。他可以用来招聘老师。也可以雇用短期候选人。结果,几位院长做得很好。我认为做一名院长至关重要。

对于学校来说,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学术带头人的介绍,但任命优秀院长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想说,一流的院长聘请一流的人才,二流的院长则寻找三流的学者。

陈志文:您如何看待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估方向,坚决克服顽固性疾病问题,如分数,只有进展,文凭,散文,只有帽子?

黄大仁:我认为解决高等教育评估问题应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对教育的评价,二是教育部对大学的评价,三是评估学校内的教师。

例如,在对该国教育的评估中,2015年职业教育会议强调了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因为它一直受到教育部门的推动,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从学术进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职业教育的特点。我认为在整个国家教育体系或终身教育体系中看待职业教育更为合适。

最近,我去了广东开放大学进行调查,看到他们领导了一个《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分为七个等级。左边是从小学,中学到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的学历教育体系,中间是职业教育体系。最右边是职业资格制度,试图找到不同类型教育之间以及教育与劳动之间的某种等同性。广东开放大学也在努力通过建立信贷银行来建立自己的实践。

广东终身教育资格框架南方日报

我认为广东开放大学设计的系统仍然很有意义。他们认为最高水平的专业技术应该与医生相媲美。

最近,我还看到一则新闻报道称一名年轻演员的博士论文是欺诈性的。事实上,我认为他的演技非常好。绝对没有必要寻求博士学位,尤其是手段不当。

建立国家教育体系还有另一个例子。 2012年,我去了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学院。其前任院长林敬东介绍的第一个PPT是新加坡教育体系。他没有先介绍大学的情况。它将向我展示新加坡的整个国家教育体系,我将了解这所学校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新加坡制度有两个特点:第一,技术教育学院(相当于国内中等职业学校),理工学院(相当于国内高等职业教育)和大学。这三个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教育相互联系。教育和职业教育是相互兼容的。

其次,所有在职学生都可以回到技术教育学院,理工学院或大学继续深造。在新加坡,教育不仅仅是学术,而是双向。

摘录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前院长在接受黄大仁校长采访时的PPT

一个是广东省的企图,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情况。我相信这两个系统的优势在于它们不仅“只有分数,只有学术,文凭和论文”。在国家层面,应该建立这样一个系统,这样我们不仅有一种评估人的方法,而且还有各种评估方法。

陈志文:我同意你的观点。

黄达仁:让我谈谈教育部对大学的评价。关于社会学科对大学评价的看法有很多不同。我相信我们也应该看到学科评估的积极作用和历史进步。

学科建设一方面是中国大学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教育部的指导下,对学科建设意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最早,它可能仅限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后来,学科建设被视为一个组织。施工过程强调平台建设的重要性,注重学院设置与学科的关系,现在更加注重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学科评估的问题实际上正在发生变化。我记得浙江大学提出了陆永祥和二级学科研究所的教学体系。那时,教育部的纪律评估也是两个。纪律水平,这对我从浙江大学转学到中山大学的早期工作非常有帮助。

这一次,“双班”的选拔和建设面向一级学科。主题评价的能力不断变化,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除了学位中心的一级学术评价外,还有QS,THS等,丰富了学科评价的方式。

例如,上述旅游主题是学位中心主题评价中的一级工商管理学科的二级学科,但它是QS学科排名中的一级学科。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方法,有利于各大学的特色。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除了学科评价外,还要多关注社会评价。首先,许多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中都有声誉指标。事实上,它是社会评价的结合。第二,如果高校的排名和实力差别太大,没有信誉和市场,就难以生存。在某种程度上,我对排行榜并不负面。

与此同时,我也相信我们不能让高校实践排名的做法。我认为,我们不能刻意追求一些指标,导致运动变形。

我也经常举例说明ESI。当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在报告中说我们可以关注ESI指标。然后,两所大学的校长们在进入ESI之前拥有最多的科目,他们开始讲话。我当时有点内疚,因为我在学校里说过,只要我是校长,我就不会给学院任何指标,我甚至没有科学研究指标。我一直认为结果是由老师做出的,而不是指标下的校长。我甚至说,哦,即使ESI也不知道。还准备回去查看,找到接近1%的两个学科。结果完成后,我的同事告诉我,中大进入的前1%的受试者在全国排名第三。当时我很高兴,后来在学校会议上说ESI给了我一种感觉,当我回头看时,那个男人昏暗的灯光。我希望我们不要追求指标,但是当我们根据指标真正评估大学时,我们也表现良好。我认为这可能是我想要追求的最高水平。

陈志文:是的,这是当前应试教育的真相。得分没有错,但目标是得分错误。

黄达仁:现在的大学排名,我不认为校长敢说我不介意,因为它直接影响入学率。

陈志文:您对教育评估有何疑问?

黄达仁:还有“只有论文”的问题,这本质上是一个评估大学教师的问题。

不久前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进行评估。这是一所新成立的五年制独立学校。我专注于他们的教师队伍建设。我还请人事副总裁介绍香港大学的情况。他原本是香港中文大学人事主任。

香港和深圳有277名教师。它们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终身教职,一般是终身教授,有170多个教学和研究。第二个系列是教学,有教学任务,没有研究要求,有100人;第三个系列是研究,只做没有教学的研究,目前只有一个人。

我问他们,教学系列教师的要求是什么?他们说,评估和推广教师系列只有一个标准,即班级。在评估时,不需要填写所开展的任何研究项目,也不需要填写多少论文,只需教学,也不需要填写任何与科学研究相关的表格。

我问是否只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他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华人和英联邦国家的大学情况并非如此。

我认为这件事值得我们考虑。中国的高校是否也应该建立一支致力于教学的教师队伍?不同的学院和大学根据自己的学校定位当然不同,但它们不再是个别教学的特殊选择。如果大学想要改变“只有论文”的问题,就应该开辟教师分类和评估的渠道。

陈志文:我刚才谈到了一些相对宏观的问题。我想问一些关于大学内部治理的问题。您认为关注大学内部治理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黄达仁:近年来,我参加了更多的本科教育工作评估。更深刻的感觉是,大学的学校定位尚未引起高校的关注。学校定位的含义没有得到很好的描述。更多的是口号。这个职位在学校里没有很好的宣传,也没有行动指南。

陈志文:办学方向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方向。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方向来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

黄大仁:离开中大大学校长后,我大概有400多所高校。我相信中国大学有七个层面的客观性,“985”和“211”。现在它改为建设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一流大学,以建立高校,然后是博士学位授予大学,大学,大学和硕士。学院,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

仔细观察,不同级别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向是不同的。它与舞台有关。在人才的培养中,上述越多,对通才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因此,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往往是普通教育;应用导向,教学改革的切入点是专业教育。

职业道路越广泛,我就越记得北京大学申请的政治和经济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清华大学就读了16个主要类别。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是一所优秀的应用型大学,它具有金融专业,根据金融业的四个子行业方向,银行,证券,期货,你越往下,越专业,专业的方向,保险,是一个专业分为四个方向的培训。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将有不同的教学改革,不同的专业口径和不同的人才培养计划。

我去过一所大学,排名超过100分。口号是进入全国前100名。我要求学校注意一件事。有一个专业,分为两个学院,分为七个方向。它不像是排名前100的大学。

为什么学校导向如此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的专业水平和人才发展计划。学校的位置不同。学校的评估指标也应不同,因此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不需要申请就业率,新的本科院校将需要进一步学习。

至于办学方向,我还有一个观点。很明显,办学的方向不仅是高等学校的问题,也是组织者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

黄大仁中国教育在线/摄影

陈志文: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引导高校的定位,现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黄大仁:我要去广东一所大学做评估。这些材料已经仔细阅读,我也与学校校长沟通。这是一个古老的本科生,原本是文科和理科。 2015年,15个专业被关闭,因为学校的定位从综合改为科学和工程。当我和这所大学的校长交谈时,我问他你是如何改变你的立场的。他说,这是广东省的要求,需要建设一所高水平的理工科大学。

我相信中国的大学是政府的赚钱,作为组织者的政府必须反映组织者的意愿,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政府已经忘记了。作为校长,您不能简单地强调经营学校的自主权,忘记当地的需求。我认为这所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组织者提出了要求并在经济上为您提供了支持,但您必须前往工程大学。

政府应该管理的是这一个。你想要你做什么以及你想训练什么样的人。最重要的是政府影响大学或大学的指导。

广东省高水平大学的口号:“冲,补,增强”,冲到顶端,补充短板,强势特色,特别强大的特色,当地市政府必须检查,学校的办学定位是符合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发展。这是真正的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

我总觉得我们必须将组织者与学者分开。组织者的意愿和承诺应反映在《大学章程》中。我去了台湾大学。当我还是台湾大学校长时,我是李伟。我告诉他关于宪章的事。当他打开抽屉时,他向我展示了它。他说他的所有权力都在这里,宪章赋予的是什么,它是什么。

我去了澳门大学,然后总统赵薇说澳门大学的章程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立法会的批准。第三部分经董事会批准,第四部分经澳门大学批准。例如,为了在大学里设立副总裁,并且看到董事会的权力,董事会同意了。

陈志文:换句话说,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错位和缺席的立场。政府现在管理的许多事情应该由校长管理,但应该是政府的管理层,而不是管理层。

还有一个问题。你一直在谈论的问题之一是学校的两级管理。你觉得怎么样?

黄达仁:事实证明,我们谈的是大学的内部治理,更多的是关于党委领导下的主要责任制。在这个阶段,许多学校都关注学校的两级管理,这是管理重点的下调。关键是如何充分发挥大学水平的积极性。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的话说,他是从“学校办公室”到“学校”。为此,我去了一些高校做研究,看了很多好案例,也看到了一些问题。

款限制了国际交流的发展;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奖学金委员会的名额很少。

我认为学校两级管理的核心是分担责任。学校将财务和人事权利纳入学院。学院应该有能力重新设计。根据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学院特色的政策,促进学院的各种职业发展。发展。强调学科的特点,强调学生的经济状况,不能改变国际交往的现状。

陈志文:责任和困难永远存在,但院长没有意识到这个责任在于他。

黄大仁:原来,学校层面正在解决这些问题,但在学校的两级管理下,我早些时候说过,每所大学都必须有能力重新设计,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解决问题。因此,学校的两级管理实际上对学院院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也意识到,学校两级管理的改革是一个过程,是大学院长重新选拔和再培训的过程。

陈志文:从你的角度来看,校长管理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作为大学校长,您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脱口而出三件事:第一,大学定位,要理解什么样的学校;第二,学科和专业的布局;第三,在大学里形成良好的氛围。

他笑了,说他几天刚刚读过李彦宝的秘书,并要求秘书负责。李书记还脱口而出三点:一是大学定位,二是学校办学方向,三是学校氛围。他说你们两个中的两个有两个相同的点。我说我们都不是一个共同的面孔。他说,你们两个都重视大学的定位,并重视学校氛围的创造。

中山大学官方博客

我相信这种气氛实际上是大学文化的建构。大学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行政文化的创造。大学的培训和科研是由教师完成的,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秘书,校长和管理干部的责任。因此,当时,办学的概念是“老师就是大学”。还有“大学是学术界”和“善待学生”。我常说一流的大学不仅是学术水平的体现,也是管理的体现。甚至大学的学术文化也是由行政文化决定的。

陈志文: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作为委托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黄大仁:我认为做校长或做其他领导干部是做人的关键。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人。离开中大学校校长后,我回杭州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在聊天中,当我担任校长时,我谈到了一些收益和损失。这位朋友脱口而出说:“作为校长是一个人。”

在汕头大学进行审核评估时,我在学校行政大楼看到两个字:宽大而清晰。在《史记》结束时在互联网上查看结算:字样宽广清晰,人们会更接近。我认为这两个词实际上揭示了大学管理的本质。校长应该是大学管理人员的代表。